（中央社訊）荷蘭鹿特丹的聖勞倫斯大教堂（Grote of Sint-Laurenskerk）裡，有兩面高聳至頂的壁畫，以黑白漫畫格式呈現，訴說著400年前一位荷蘭傳教士行旅南洋，在台灣島上遭「國姓爺」鄭成功斬首殉道的故事。

這位牧師亨布魯克（Anthonius Hambroek）的傳記，也出現在荷蘭史書和早年劇作。其中，打敗荷屬東印度公司軍隊、結束荷蘭殖民台灣38年的鄭成功被描繪成形象殘暴。

就像現在大多數荷蘭人不知道台灣在17世紀曾短暫成為荷蘭殖民地，大多數台灣人也不知道，從小在課本中被詮釋為收復台灣民族英雄的鄭成功，原來在當年荷蘭人的視角敘事下，有多麼大的不同。

世界地圖上第一次出現完整的福爾摩沙全島樣貌，並顯示台灣為當年國際貿易多條航道必經地的緣起，是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南部建城、殖民。

400年前，台灣是荷蘭的東亞貿易轉運樞紐；400年後，荷蘭是台灣在歐洲的門戶，許多跨國企業透過設在荷蘭的財務總部到台灣投資設點，使荷蘭長期成為台灣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大來源國。

台灣人的歷史教科書裡，荷蘭一直在台灣史開頭前幾章；但相較於被荷蘭殖民300多年的印尼等地，荷蘭人的教科書裡絕少出現台灣。

在荷蘭建築師事務所MVRDV擔任台灣總監的廖慧昕告訴中央社，有荷蘭人跟她聊天得知台灣曾是荷蘭殖民地後，當下反應既訝異也擔心：「我的祖先當年對你們做了哪些不好的事。」

年輕的荷蘭藝術工作者阿培蒂（Lisette Alberti）與台灣同儕賴思穎，近年一同創作以台荷歷史為主題的系列展覽品。她接受中央社採訪時坦言，過去對台灣的認識幾乎都是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國際新聞；在校時花了6年讀歷史的她，直到這次合作，才震驚地得知400年前的台荷關係。

阿培蒂說，近年來荷蘭對17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詮釋已不只是「黃金年代」，也開始面對過去的暴力事跡。今年春天她為了創作到台灣田野調查時，發現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符號仍被保留在當年熱蘭遮堡（即台南安平古堡）遺跡上，還被翻製成紀念品。

「我感到震驚。我本來預期一個荷蘭人到了那裡會需要顯得羞愧或道歉，結果卻在許多層面感受到台灣人的喜悅，看待荷蘭殖民為台灣進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貿易的開端。」作品聚焦在從檔案挖掘探索暴力和集體記憶的阿培蒂說。

文化部駐法國台灣文化中心主任胡晴舫與中央社分享她對這個現象的解讀：「台灣在30年前解除戒嚴後，已經學會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看待歷史，已經解脫黨國同家的詮釋方法。它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每一個人都可以重新去看待所有的歷史，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再去說那個故事 。」

她說，重點是荷蘭人經過台灣這塊當時稱為福爾摩沙的島嶼，這是事實；這個事實造成文明之間的碰撞和激盪，中間當然也有血腥、暴力或快樂的記憶。鄭成功在台荷評價不同，反映的是這個航海樞紐的島上一直有人來來去去，在其上求生存的人就會留下一些屬於只有台灣的獨特生命故事，並且不只一個版本。

台灣文化中心和荷蘭國家博物館自10月16日起至明年4月合辦「福爾摩沙特展」，展出該館典藏的17世紀荷蘭殖民台灣時期珍貴文件、圖像。胡晴舫透露，接洽初期荷方其實非常謹慎，但台方用「相遇」的概念來說服，沒有要譴責誰或需要誰道歉。

在該博物館任職十多年的台灣人王靜靈是這場特展的策展人。他覺得最有意思的一件展品也反映前述的視角差異，就是19世紀末荷蘭文化史學者郝辛亞（Johan Huizinga）的鄭成功插畫，把鄭成功的面容畫得猥瑣，特意妖魔化他的形象，與台灣國姓爺廟裡神像的尊貴福態大異其趣。

王靜靈告訴中央社：「從（荷蘭）國家博物館的角度來看，歷史不是單一面向，應該有不同角度、觀點。我們是從開放的態度來看。」

胡晴舫說：「我們應該傾聽彼此的聲音、看到彼此的存在，那我們在下次相遇的時候，才會是一個美好的相遇。」她強調，台灣主體性越來越強的一大原因，是在後殖民時代，沒有人願意再回到威權統治、以單一文化為主體的認同，「荷蘭知道這件事情，台灣也知道這件事情，這也是為什麼台荷未來的交流跟合作只會更好」。

她指出，台灣與荷蘭的合作一直非常愉快。因為兩個國家規模差不多，都是重商、注重海外貿易，所以談論事情的邏輯相通，也尊重彼此的歷史。

賴思穎與阿培蒂其中一項共同創作自9月起正在荷蘭海牙「圖書之家」博物館（Huis van het boek）展出。她們以最早對台灣原住民有記載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為本，呈現宰制、剝削、服從、暴力4個殖民時期原住民遭遇的面向。

在荷蘭攻讀社會設計領域博士學位的賴思穎分享，展覽開幕時與多數來自西方世界的觀眾交流後，她感到她們的作品開啟了溝通，傳遞出歷史有多麼複雜、殖民史不只有一方詮釋的訊息。

兩人還有一項更大型的創作計畫，是關於台灣民間竟有數十間宮廟祭祀著當年的荷蘭殖民者。「這告訴我們福爾摩沙的歷史如何被民間記憶並流傳著，以及宗教可以重新挪用一部分歷史，並將其去殖民化。」阿培蒂說。

她表示，歷史總是會被當前社會和政治情勢影響，在台灣與宮廟的人訪談後，她發現荷蘭殖民者能持續成為台灣民間神明，是因為民間對他們的看法中立。「歷史不再是被賦予給你的，你掌控了如何述說自己的歷史。」

賴思穎則提出簡單的解讀，就是有些殖民者當年對這個社區做了好事，在地人表達感謝、紀念的方式之一就是祭拜，「這種平行歷史及視角遺失在歷史教科書裡，卻被社區宮廟保存下來」。

胡晴舫指出：「台灣複雜身世的一個好處是，我們已經很習慣這個島嶼上一直不斷有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人來，我們已經知道要怎麼去容納他者進入我們的歷史，進入我們的生命。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的友善是這樣來的，我們就是有移民社會的性格。」

賴思穎投入創作台荷400年歷史主題的系列作品後，與中央社記者分享她最大的感觸。「我剛來歐洲的時候，強調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因為包括她和父母那一代在校所學都是以中國為主的歷史，後來建立台灣認同，與中國的區隔便成為重點。

但她現在的想法是，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也該包含中國，應該重新認知不同群體在台灣的衝突、交流與融合，並更關心原住民以及新住民。「我已經不在乎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反正從來就不是。台灣人認同代表更專心於我們自己，因為我們已經很獨特，我們有自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