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經和平橋，穿越狹仄的八尺門水道，距離不過百米，就登上了台灣最近的一座離島。
和平島，在尚未進行填海造陸工程以前，實則包含著舊名為「社寮島」的本島「和平島」，與兩座離島「中山仔島」、「桶盤嶼」。
橋梁尚未興建的古代，位置堪稱遺世而獨立。然而，因著為大海包圍，在仰賴水運的往昔，也擁有了四通八達的優勢。獨特的地理條件，讓它有了許多空前絕後的「第一」。
自17世紀地理大發現後，西班牙人與荷蘭人陸續前往東亞，台灣首次登上世界地圖。在西班牙人及荷蘭人的地圖上，率先出現的台灣地名「Kelang」、「Quelang」，標註的地點即是現今的和平島。
而後，率先抵達北台灣的西班牙人，在和平島建立起「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又名「聖救主城」），城堡單邊長達100公尺，周長約400公尺，規模更勝同時期的熱蘭遮城，是當時東亞最大的歐式城堡。
出於信仰的需求，篤信天主教的他們，同步在島上建立起台灣第一座天主教堂「諸聖教堂」（Todos los Santos Church），成為與西班牙帝國相距最遙遠的天主教堂。
隨著時代更迭，在二戰末期，城堡原址改為建造船廠，遺跡被埋藏在至今仍營運的「台船」（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的船塢底下。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成立的「台船」，前身是由日治時代的日本人所成立的「台灣船渠株式會社」，為台灣第一座造船場。
同樣為日本人所留下的，還有在1935年落成，舊名為「基隆橋」的「和平橋」。和平橋連結了基隆與和平島，前身是清代以舢舨相連的浮橋，僅短短的74公尺，後歷經多次修復，是台灣第一座跨海大橋。
被遺忘的「艾爾摩沙」時代
由於發展年代甚早，「綜觀中西文獻，和平島都可以說是北台灣歷史的起點。」文史作家曹銘宗認為。尤其不可忽視的，是西班牙人佔領的1626～1642年間。
這短短的16年，西班牙人為制衡荷蘭人在遠東的勢力發展，以和平島為據點，佔領北台灣。除了原本就居住在此的平埔族馬賽人（Basai），以及因地利就近之便，來此落腳的中國人等，西班牙人的到來，意味著島上首次出現統治政權，作為基隆表徵的和平島，正式登上國際歷史的大舞台。
繼西班牙人後，荷蘭人、菲律賓人、法國人、日本人、琉球人、韓國人……紛沓而至，難以想像如今安靜的小島，曾有過送往迎來的熱絡與繁華。
這段早期的歷史一度被遺忘，直到來自西班牙的歷史學家鮑曉鷗，開啟了台灣的西班牙史研究。長年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已入籍台灣的他，三十年前從文獻上知悉西班牙人曾短暫治理台灣，初次來台，他興沖沖地前往北台灣旅行，試圖尋找歷史景點，「卻什麼也沒看到。」鮑曉鷗說。
原來，不比荷蘭人與日本人在台的時間較長，又因年代久遠，文獻、史料所留不多，這一段歷史煙消雲散。而後，鮑曉鷗積極促成許多以基隆地區為主的重大研究，包括和平島的考古計畫，為這段過往才重現了蛛絲馬跡。
猶如承接了鮑曉鷗的腳步，前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翁佳音，專精17世紀的台灣史的他，也諳曉閩南語、日文、西班牙文、古荷蘭文等多種語言，他嘗試從語音學、名源學著手，推論西班牙人在台灣所留下的存在證明。
如地名「三貂角」，據翁佳音的推測，來由應源於西人航行過台灣東部岬角，並為其命名為「Santiago」。另一「野柳」，應源於西班牙文的「Punta Diablos」，意思為「惡魔的岬角」，暗示了當地的暗礁處處，以及船員必須面對原住民襲擊等高度風險。
更恰好的是，翁佳音與曹銘宗是長期合作夥伴，兩人多次合作完成史普著作。基隆人的曹銘宗，正住在和平島徒步可達的距離，因緣際會下，讓他一頭栽入和平島的田野考察。
秉持對地方歷史的熱忱與想像，曹銘宗整合過往所累積的掌故知識與歷史證據，再添上人文想像，以編年史的形式，完成了以1626～1642年的和平島為背景的歷史小說《艾爾摩沙的瑪利亞》。
何謂艾爾摩沙？「葡萄牙人與荷蘭人稱台灣為福爾摩沙（Formosa），但西班牙人稱Hermosa（艾爾摩沙）。」曹銘宗說。了解和平島的前世今生，必然不可錯過這段風起雲湧的「艾爾摩沙」時代。
和平橋：風起雲湧的八尺門水路
我們跟著曹銘宗，踏上和平島。車子駛過和平橋，暫停在漁港旁的海產街上。我們在橋頭留步，遠眺八尺門水道的另一頭，靠近新建的社寮橋及綿長海堤的海濱國宅，正是近來熱映中的電視劇《八尺門的辯護人》裡頭，頻頻出現的主場景。其中居住著大批自1960年代，由花東移民到此的阿美族人。
在島上、橋的另一頭，屹立著土地公廟「福德宮」。曹銘宗解釋：廟埕的前身是清代的渡船頭，當時的人們利用木造舢舨與艋舺，將物資由島上轉運到基隆各地。
至於靠海產街的這一側，曾是西班牙人所建之小型圓形堡壘聖路易斯堡（Saint Luis）的遺址所在。而後來到的荷蘭人，延續此地的戰略優勢，修建了艾騰爾堡（Eltenburgh）。
指指不遠處海岸線，曹銘宗為我們講古：1642年，忌憚西班牙勢力的荷蘭人，由南方的熱蘭遮城揮軍出發，他們擇定狹長水道的另一頭、大砲的射程難及之處登陸。這場台灣史上的第一起國際戰事，最終由荷蘭人獲勝，西班牙人退出和平島。
最早的漢人聚落：和平島市場
古戰場早已今非昔比，不過，當我們移步往島嶼的南方，仍留存著西班牙人當時建造的建築地基，可召喚起依稀想像。
和平島以南，是聚落發展的起點。據考據，現今的和平島市場，曾是基隆最早出現的漢人聚落，有七、八戶人家定居。由於基隆與福州隔著台灣海峽互相遙望，合理推測，在此最早落地生根的應是福州人。
鄭氏治台時期，這條路開始被稱作「福州街」。嫻熟基隆飲食文化的曹銘宗補充：基隆不少小吃中都有福州菜融入的痕跡，為這樣的推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如福州魚丸、紅糟鰻、鼎邊趖、鹹光餅等，都是福州移民所帶來。
諸聖教堂：距離帝國最遙遠的教堂
鄰近市場的「諸聖教堂」（Todos los Santos），更是重要的歷史據點。教堂為古老的天主教修會「道明會」所興建。曹銘宗說，取名「諸聖」（all saints），源於天主教禮敬聖人的傳統，除了紀念公開封聖的聖者，也涵蓋了許多默默無名、甚至為信仰奉獻乃至犧牲的信眾。
教堂遺址本是隸屬台船的停車場空地，幸而鮑曉鷗的積極媒合，2011年，西班牙考古學家María Cruz Berrocal與中央研究院院士臧振華共同組織團隊，在此啟動跨國的考古計畫。
如今現場可見教堂留下的灰白色地基。據翁佳音的推測，這些石塊，應為當年在觀音山下採石場所採得的觀音石，並由八里運送至此。
團隊在此也陸續挖掘到十字架、皮帶扣等物件，並發現位於教堂後方附設的墓葬區，20幾具遺骸中，有幾具雙手交疊於胸前，姿態猶如祈禱。經鑑定後也確定了，其中幾名是歐洲人。
曹銘宗特別指出，天主教對於西班牙文化影響深遠，如同翻拍自日本小說家遠藤周作同名小說的電影《沉默》所講述的，彼時的神父受信仰驅策，願意冒風險到陌生的遠東傳教，有不少神父嘗試從北台灣偷渡到日本，殉教者亦不在少數。鮑曉鷗亦是隸屬道明會的信徒，對於信仰的敬虔，或許也是他積極推動考古工作的重要驅力。
諸聖教堂的收穫，不僅讓這段稍縱即逝的歷史提供了堅定的證據，也讓遺址一舉成為重要的歷史景點。曹銘宗指出，教堂遺址，可以是向國際遊客介紹台灣的潛力景點。身兼國際導遊的他，就曾服務過乘著油輪，在基隆港下船觀光的美籍西班牙裔旅客。
曹銘宗說，他們對於台灣與西班牙的短暫相會，往往一無所知，但只要提到，「這裡有西班牙帝國時期所建最遙遠的天主教教堂，他們都會興致盎然，想要前來。」
和平島地質公園：地景與人文交織的大舞台
走讀行程的高潮，莫過於來到了島嶼北端、坐擁阿拉寶灣的和平島地質公園。公園入口處，恰與台船遙望，曹銘宗指指遠方龐大醒目的起重機，說：「聖薩爾瓦多城，就在造船廠底下。」
2003年，鮑曉鷗反覆比對歷史地圖，並請成功大學土木系教授李德河利用透地雷達技術探測，才確定了城堡的位址所在。
雖然城堡已不可見，但當我們沿著海濱旁的步道迤邐往前，岸邊奇岩怪石錯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仍叫人驚嘆。當地人發揮想像，從海蝕與風化的岩石中識別出老鷹、鱷魚、埃及法老等造型，並以「十大守護岩」稱之。
這裡的景觀，也是《艾爾摩沙的瑪利亞》故事中最重要舞台背景。在如今只能遠觀的「千敷疊」、「萬人堆」等景觀，小說則繪聲繪影地重現了昔時人們在上頭進行捕撈、遊憩等生活畫面。
另外，就在砂岩山丘上的海蝕洞穴「蕃字洞」，翁佳音曾提出伊能嘉矩著的《臺灣文化志》裡的照片為證，今已字跡模糊的洞穴，彼時仍可見到有著17世紀荷蘭籍士兵及19世紀後半葉來此的歐美人士所留下的大量刻字。
洞穴因登錄「基隆市歷史建築」之故，為保護遺跡，今已禁止民眾參觀，但曹銘宗從此延伸，將此設定為故事中男、女主角的定情地，憑添臆想。
走讀的終點，在地質公園遊客中心三樓的咖啡館「樂品喜塘」。我們一面品嘗加入海藻、海葡萄、飛魚卵等在地食材製作的餐點，以及添加了當地產的石蓴，有著淡淡海苔香氣的十字架餅乾，一面遙想《艾爾摩沙的瑪利亞》中的情景。
奠基於學理事實的龐大細節，讓小說虛實難辨。倚窗傍海，我們好似跟著故事主人翁的眼睛，一同看見了：春季在山丘上綻放的野百合；夏初在海面上跳躍的飛魚；馬賽人從海中採集的海藻；傳說因西班牙傳教士、耶穌會創始人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祝福，而有著十字花紋的花蟹……等。
乍看尋常的一物一景，都揭露了這處方寸之地的獨特，不同族群、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在此相會與互動。難怪會讓曹銘宗予以極高評價：「和平島的歷史，代表了基隆的歷史，也代表了台灣的歷史。」一座小島能有如此縱深的歷史尺度，有其珍貴，更有其不易，值得人們理解而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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