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國瑋
攝影／張家瑋

貴德街與西寧北路之間，一大片圍籬架起的工地，當中矗立一座巨大洋樓，外觀有些年久失修，卻不減壯闊與氣派，此處是陳天來故居，他以錦記茶行起家的茶金王國，不僅是台灣茶業與大稻埕經濟發展史傳奇，陳天來家族以個人志趣延伸出的其他事業，也在台灣近現代文化、經貿與政治層面，發揮獨一無二的巨大影響力。

「建築展現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多元特色之近代建築風格，建材優良且精緻之細部裝修工藝為經典之作，深具建築美學價值，空間功能配置反映茶商當時生活文化，為典型上層商人住屋之代表。此建物作為大稻埕全盛時代茶商名人聚集宴客的歷史地點，見證陳氏家族發跡興盛歷史，且作為臺北茶葉發展史、貴德街茶行史及臺北建築史之重要紀錄。」上述文字，是陳天來故居獲認定為古蹟文資保存的理由，言簡意賅定義了陳天來家族的歷史地位。

一九二〇年代的貴德街，曾矗立由茶商、洋行、南北貨商興建的洋樓群，如今只有陳天來故居尚存，陳天來的父親陳澤栗，曾與李春生同時受聘於英商怡記洋行，而後陳澤栗、李春生一同從廈門來到台灣尋求發展，先落腳淡水，再轉大稻埕，李春生進入寶順行成為買辦，陳澤栗則發展供茶行烘茶使用的木炭事業。

一八七二年陳天來出生，青年時期他在父親的炭薪行打理雜務，不過陳澤栗敏銳察覺茶業的未來，他督促陳天來赴泉州南安學習製茶技術，一八九一年，製茶技藝出師的陳天來，得父親金援於大稻埕創立錦記茶行。

錦記帝國的誕生

陳天來創辦錦記茶行前中期時，從營運模式到茶款開發，皆參考李春生與寶順行模式；錦記開業時，李春生掀起的烏龍茶旋風正當頭，故錦記也跟著生產烏龍茶，過了幾年因烏龍茶價格巨幅波動，外銷市場逐漸為錫蘭紅茶取代，部分參得先機的大稻埕茶商改將生茶運送到泉州，加入花瓣香味，改製成包種茶。

雖是熱門的新產品，但大稻埕與福州的往返運輸成本侵蝕利潤，不同於其他業務出身、不諳製茶的行業頭人，具備茶鄉南安製茶訓練背景的陳天來，自行研發出在大稻埕就能完整製作的包種茶，成為錦記新的主力商品。接著他首開大稻埕茶商之例：派長子陳清素、次子陳清秀開拓南洋市場，將錦記包種茶銷往新加坡、沙勞越和北婆羅洲，更親赴南洋兩次，在印尼爪哇、三寶瓏、井里坆設置錦記分行，錦記事業帝國從此誕生。

全盛時期錦記包種茶佔了台灣茶葉出口額一成以上，因應外銷事業的龐大金流，陳天來亦如李春生順勢經營國際匯兌業務，在台南、廈門設有支店，上海、香港、神戶設有代理店，確保盡量不受匯損影響，這也是他跨足金融事業的起點。隨著事業版圖擴張，陳天來於一九二〇年選定現在的貴德街73號位置，斥巨資興建結合家族居住與招待用途的宅邸，為三層結構的華麗巴洛克風格洋樓，後院設有假山庭園且鄰近淡水河，河畔日夜景致就在眼前，一九二三年落成時，《臺灣日日新報》如此報導：「該樓宏壯華麗，登臨眺望，北地全景，都收目前。」可略窺「錦記」當年於大稻埕之地位。 

動搖總督府決策的大茶商

陳天來成為李春生之後的第二大茶商，也依循李春生「以政助商」的作風，陸續擔任大稻埕壯丁團團長、台北市協議會員、台北州協議會員，與辜顯榮成立台灣人最大商業團體「台北商業會」。不過相較於政治事務，陳天來對於建立各層級茶業組織，以「茶業領袖」身分推動產業發展更有興趣。

例如，當時日治總督府延襲清治稅負，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開始課徵製茶稅，每百斤為二點四〇圓。隨著大稻埕茶業進入黃金期，產量逐月攀升，製茶稅成為沉重營運成本；一九二七年，陳天來出任同業組合台北茶商公會會長，隨即多次投書《臺灣日日新報》，分析爪哇等南洋市場衰退、國際關稅變動對台灣茶葉出口造成的巨大影響，以及製茶稅將如何削弱台茶的競爭力。他同時以公會網絡爭取其他茶商支持，再透過議會積極遊說總督府，由於茶葉產值龐大，製茶稅之於總督府為重要税入來源，陳天來的遊說計畫起初並不順利，從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直到與陳天來頗有私交的石塚英藏接掌總督，總督府終在一九三〇年廢除製茶稅，陳天來的影響力及於總督府決策，也是台茶發展史上的關鍵大事。

隨著同業組合台北茶商公會改組為同業組合台灣茶商公會，直到一九三九年病逝前，陳天來都擔任會長職務，影響力從大稻埕擴展至全台灣，台茶百年風雲人物輩出，然而陳天來對於產業事務的熱情和投注心力之大，或可說是唯一：他責成公會舉辦各種茶販品評會，鼓勵茶農精進風味與製程，也為茶商規劃較現代化的發展策略；此外仲裁業內糾紛、協助外銷、制訂產業規約，並擔任發行人規劃《臺灣茶業會報》、《臺灣之茶業》刊物。一九三五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盛大開幕，陳天來再度發揮影響力，爭取在大稻埕設立南方館分場，並擺攤展示包種茶和烏龍茶，為當時面臨出口考驗的台茶拉抬聲勢與行情。

一九三二年前後，爪哇提高關稅，陳天來不得不命陳清素結束分行營運，放棄南洋市場，他原本期待日本的滿州國拓殖能替補缺口，然而戰事改變了日本國策，台茶輸出滿州受限，錦記遇到難關；一九三九年，陳天來在紛亂時局中驟然病逝，三子陳清波接任他運籌帷幄的角色，聯合陳清素、陳清秀、陳清汾等兄弟尋求轉機。然而時移勢易，中興未果，一九五五年前後，錦記的茶葉王國畫下句點。

二十世紀初期的大台北摩登領袖

曾多次考察南洋國際貿易的陳天來，具有接近現代企業的風險分散概念，除了配合外銷通路的國際匯兌事業，他也透過出入新加坡的經驗，發現各路商賈、政要、仕紳聚集往來的大稻埕，缺乏體面的社交和宴飲據點。一九二四年，陳天來主導的永樂座於大稻埕開幕，這是一座設備先進的劇院，樓高四層，有一千五百零五個座位，不僅從上海請來各種戲班登台，第一部台灣人自製電影《誰之過》、第一部華語發音電影《望春風》亦都在此首映；李臨秋於永樂座發表他的現代音樂創作，蔣渭水、林獻堂也在永樂座發表倡議改革的重要演說，這裡不僅是現代表演藝術進入台灣的一個據點，扭轉台灣命運的社會和政治革新運動也由此萌芽。

一九二七年，陳天來接手大稻埕蓬萊閣酒家，重金從中國聘來名廚坐鎮，擴大成閩、粵、川菜系匯聚的新台式酒家，自此蓬萊閣與江山樓齊名，成為四大酒家之一，當時臺北城的富紳名流在蓬萊閣宴飲交際，自然，生性海派的陳天來也將此作為錦記家族維繫人脈、交換消息的場地，可說是台灣最早出現的企業招待所。

基於永樂座和蓬萊閣的成功，陳天來於一九三五年，配合臺灣博覽會的舉辦，在現今的延平北路上投資興建「臺灣第一劇場」，內有戲院、舞廳、咖啡廳，酒吧、茶與點心店，並裝置客用電梯升降梯和旋轉舞台。陳天來特意標榜第一劇場的摩登、西方、新潮風格，以與永樂座、蓬萊閣做出區別，就此獨佔當時大台北的奢侈娛樂宴飲市場。

相較於李春生、姜阿新、福記王家等其他茶行家族，泉州陳姓出身且定居大稻埕的陳天來，宗族觀念較深，他長期參與陳德星堂派下敦睦會會長，與大台北陳姓族人密切往來，也順應陳德星堂的興學教育傳統，在族內提倡現代啟蒙教育，一九二〇年他獨資創立大稻埕幼稚園，親自擔任園長。他也是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的虔誠信徒，曾出任城隍爺駕前軒社靈安社頭人，除贊助資金，也導入他經營永樂座的概念，壯大靈安社的演出內容和聲勢，其次子陳清秀受他影響創立共樂軒，成為大稻埕茶商信仰法主公廟駕前軒社；兩個軒社常在出陣時「拚場」，從繡旗、彩牌到演出規模都要一較高下，父子兩人可說是上世紀將大台北軒社文化推向顛峰的靈魂人物。

一九五〇年代錦記茶行退出茶業舞台，但第二代仍留在教育與文藝領域，次子陳清秀於戰後擔任泰北中學董事長、龍江信用組合董事；四子陳清汾曾留學巴黎美術學校，回台後積極參與臺陽美術協會運作，戰後出任省政府委員、台北市體育會首任理事等。錦記陳家因茶而興，也因此推動了大台北藝術文化、宴飲與娛樂消費的現代化，家族後代則在戰後順利轉往文化、藝術和金融領域，延續家族影響力；第四代陳守智與第五代陳信介兩人，得以在這個基礎上，於二〇二一年重啓錦記茶行營運，也是台灣茶金家族中唯一的一個例子。 

本文轉載自《Fountain新活水》雜誌2026年5月號 53期「摩登台茶好」